2018-10-31 12:55
作者：厦门市台湾学会理事 杨昆福 近年来，台湾政坛刮起一股“网红”热潮。不少政治素人窜红鹊起，或凭借不俗的网络声量，继续驰骋政坛；而有的淡出政治圈的人物则趁势而起，“败部复活”再战江湖，重新回到了镁光灯前。前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有如柯文哲，而后者则以韩国瑜为典型。类似人物还有不断制造话题的“亏鸡福来爹”、台南70岁商人林义丰和有“台大最狂教授”、“Power锟”封号的李锡锟以及柯文哲幕僚“学姐”黄静莹等等。这些台湾政治界的“网红”，他们的一举一动常常成为台湾网络及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他们也善于借力使力，通过不断地制造话题，引领议程设置导向，使自己的声势产生“滚雪球效应”。特别是在选举来临之际，他们这种操作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力度也更为强劲。那么，该如何看待和解读台湾政坛的“网红政治”呢？
“去中心化”推波“网红政治” 台湾政治发展历经了两蒋“威权统治”时期的肃杀，上世纪80年代末“解严”多党政治的急速发展与纷乱，以及90年代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的数次所谓“宪政改革”加速“去威权化”及“民主化”的进程。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上台，蓝绿阵营分野“二元对立”的岛内社会政治形态逐渐成型并固化；2005年国民两党“联手”修改选举游戏规则，通过“单一选区两票制”，将小党“争权”层级压低到县市议员及以下，台湾政治发展进入“两党政治”时期。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上台，开启蓝营执政的8年时期；2014年发生反服贸学生运动，国民党沦为箭靶，同年底的“期中考”——“九合一”选举，主政的国民党惨败，台湾政党格局演化为“绿大蓝小”局面。与此同时，无党籍的柯文哲拿下选民结构“蓝大于绿”的台北市；2016年初，在民进党煽风点火之下，这一股严重冲击蓝营执政根基的洪潮继续激化，国民党于该年1月16日的“大选”中再次败北。而于同年5月上台的民进党，一上任便引爆各种争端，激发民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执政无能”与“权力傲慢”，并且在声望不断下探之际，民进党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实行“绿色恐怖”来“永葆根基”。
在经历上述的政治发展历程后，台湾政治呈现出政治权威“去中心化”，传统政治人物“去魅化”，草根民众“反建制化”的现象。其中，政治权威“去中心化”使得原本历经“一元宰制”到“二元对立”的民众对台湾政治越发恶感，同时也加速了他们政党认同逐步弱化的进程，这也是缘何今年（2018年）5月起，所谓“无色觉醒”运动兴起的根本所在。在多家岛内民调中，台湾民众自认为“中立”的比重不断在加大。另外，传统政治人物“去魅化”使得老派政治人物越发没有舞台与号召力，甚至在选举中可能沦为“票房毒药”，起到反效果。笔者认为，台湾政治权威“去中心化”及传统政治人物“去魅化”加剧了草根民众的“反建制化”倾向，而草根民众“反建制化”反过来则加速了前两者的进程。
在上述时空背景之下，“不走寻常路”、“不按牌理出牌”的“非典型”政治人物便容易受到热捧。并且，“非典型”政治人物在媒体“造神运动”和大众猎奇心理的“双重加持”之下，再加上他们有别于传统政治人物不善于和不屑于利用网络来营销自己，而是善于利用虚拟空间来为自己加持，于是便在台湾网络世界中营造了极强的声量。根据台湾“国发会”2018年初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台湾的网络族约1,738 万人，占台湾人口总数的82.3%。其中12-39 岁民众，其网络使用率更是超过98.7%。在这样的媒介使用习惯下，“非典型”政治人物一旦成为关注及热议焦点后，便有机会晋身为“网红级”人物，也意味着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能会拥有了较具影响力的话语权。这些在虚拟世界中斩获的声望，极有可能会形成现实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影响和助推自身政治之路的发展。
“网红政治”冲击传统选战模式 台湾传统选战模式一般采取“陆战+空战”的方式进行，也就是“组织桩脚战+媒体舆论宣传战”。以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为界，一般来说，之前国民党相对擅长组织动员的桩脚战，也就是通过向岛内各地各系统下放选举资源，进行绑桩固桩，动员投票。而民进党由于相对缺乏选举资源，一般倾向于采取媒体舆论宣传战，来营造和拉抬声势，从而力争拓展票源。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对国民党进行猛攻。架设了诸如“党产会”、“促转会”等机构，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蓝营进行“政治追杀”。除了不断清算国民党政治人物外，还冻结了国民党党产及“附随组织”的资产，试图切断国民党的银根和金流。在没有充沛甚至缺乏“征战粮草”的情形之下，国民党籍参选人难以再次采取先前的“组织桩脚战”来参与选举，而是采用舆论宣传方式来力争赢得主动。在这一方面表现得较为典型的无疑是在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任内，因台北市议会质询而“一战成名”，后来代表国民党角逐2018高雄市长的参选人韩国瑜。他在没有选举资源的情况下，不断制造话题来影响媒体议程设置，并营造不错的网络声势，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政治人物”。
与传统政治选举模式相较而言，在笔者看来，“网红政治”无疑是跨过了“组织桩脚战”，而专注“媒体舆论宣传战”，并且更加着重网络政治行销的比重。其操作路径一般为：抛出吸睛话题或制造容易引发共鸣议题，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吸引网民关注；在点阅率、按赞数及转发量成规模后，便会形成一定的网络声势。此时，传统媒体一般便会跟进报道，政论节目也会聚焦讨论。于是社会舆论场便会逐步形成，并对台湾政治动态发展产生影响。显然，是采取主动经营网络新媒体来带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方式来达到炒作议题的目的。在传播方式方面，一般采用“碎片化传播”。以政见发表为例，常常是“化整为零”，进行片段化和口号化处理。有别于传统选战模式中的长篇乏味政见宣导，“网红政治”注重用通俗易懂的口语传播方式来吸引选民关注。从实际效果来看，其到达率及传播效果往往会更好。比如台南“亏鸡福来爹”林义丰的“你想看什么，大声说出来”、“我说得到做得到”及“CRAZY FRIDAY”；韩国瑜的高雄“又老又穷”，“东西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等等。
另外，参选人一般会善用自己的绰号，甚至会经常会拿自己的个体特征来自嘲。比如，韩国瑜的“最强菜贩”、“我是卖菜的”，并时常以自己的秃头作为文章；而柯文哲的“柯P”或自称“阿北”，并经常拿自己患有“亚斯伯格症”开玩笑。类似的还有李锡锟的“Power锟”、林义丰的“亏鸡”，以及“丁丁”“瑶瑶”等等。此外，台湾政治人物为了吸引网民更多的支持，也经常会采取“傍网红”的策略。也就是与辨识度及知名度较高的“网红”在直播节目中进行互动，来达到“吸粉”的目的。比如，今年（2018年）10月9日韩国瑜接受网红“馆长”陈之汉直播采访，创下109万的观看次数记录。柯文哲与“网红”蔡阿嘎在《嘎名人尬台语》、《踢馆大师》等节目中进行互动；或大玩“偶遇”桥段，蔡阿嘎骑车出门载到柯文哲，并将二人互动发到社群网站等等；而柯文哲阵营与台湾搞笑艺人邰智源担纲的网络节目《木曜4超玩》进行合作，制作《一日市长幕僚》市政营销节目，不但等上社交平台热门榜首，成功引发网友关注与热议，也捧红了美女幕僚“学姐”黄瀞莹。另外，再比如侯友宜与自己的外甥、知名搞笑艺人“纳豆”一起开直播，来吸引网友，尤其是年轻族群关注等等。此外，部分参选人也会自行进行直播来制造话题，拉抬人气。比如，韩国瑜今年10月11日当天中午，直播自己理发的短片，吸引了50万人浏览；11日晚间带柴犬直播吃卤味，也吸引87万人观看。台湾政治人物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借由各大网络社交或新媒体平台来为自己搭建舞台，增加曝光和能见度。
“网红政治”尚难撼动蓝绿政治架构 “网红政治”作为台湾政坛新兴的选举文化现象，对于传统的选战模式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从目前来看，依旧难以撼动或解构蓝绿“二元对立”的岛内社会政治形态。“网红政治”主要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创设议题，形成网络声量并引导网络舆论走势，再透过传统媒体的跟进，影响台湾岛内社会舆论。其主要特征为年轻化和草根化，但也呈现出民粹化特点，因此也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浩大的网络声量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支持度，乃至投票率还很难说。由于网络主要群体年轻网民，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其支持倾向可能一夕改变，或尽管表达了支持意愿但却未能落实到现实的投票行为当中。拥有较高网络声量并获得台湾年轻人支持的柯文哲曾坦言，年轻人投票率非常不可靠。另一方面，“网红政治”成也萧何败萧何，“网红”政治人物可能会“过气”也可能会变成“网黑”。在台湾网络上，常常会看到“爆红”一词。也就是说，因特定议题或事件，特定政治人物因此“窜红”，但也意味着其声势也有可能很快便下滑，甚至被边缘化。典型的例子有无党籍的屏东县议员蒋月惠，她因咬伤女警、道歉无人理、爆哭而一炮而红，但很快随着层出不穷的新议题出现，“网红”蒋月惠便“被遗忘”。
由于“网红政治”具有上述的特性，并且对现实的投票行为产生的影响有待验证，因此作为一种变动性、不确定性的政治文化现象。不可讳言，对台湾的选举模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可能会成为未来台湾选举的重要的策略操作路径之一。但对于以意识形态为依归的台湾蓝绿政治架构，在短时间内还很难会产生冲击性影响。（作者杨昆福系厦门市台湾学会理事；来源：《台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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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9-5-25 18:15:01
